[摘要]“第二个结合”反映了我们党对“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其核心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实现结合。从高度契合为何可能、有机结合缘何必要、贯通融合何以生成这三个维度对二者的结合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分析二者如何融合,可知在彼此互动与相互滋养下,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得以凝聚,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全新的思想底蕴与时代风采。
[摘要]作为社会生产力领域的崭新变革,新质生产力对促进数字劳动正义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逻辑有效性。数字资本主义引发了数字剥削、算法控制和主体异化等数字劳动非正义难题,迫切需要从生产力层面进行伦理矫治。新质生产力为数字劳动正义转型提供现实载体。新质生产力具有均衡性、公正性和人本性等价值属性,诉求在经济正义、技术正义和主体正义等向度上实现数字劳动正义。新质生产力围绕生产要素公平化、生产过程协作化、生产关系民主化和生产成果普惠化等正义目标,在价值创造、技术治理、主体联结和财富分配等环节中赋能数字劳动正义。中国从完善数字生产资料所有制、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和打造数字意识形态场域等方面探寻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劳动正义的实践路径,为破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和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现实策略。
[摘要]《论语》关于为政之道着重论及两个方面:一是“为政以德”,是为德治;二是“礼让为国”,是为礼治。前者代表着《论语》为政之道的核心价值取向,后者是《论语》为政之道的基本实践路径。但《论语》为政之道的理想境界却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实质是圣人“德盛”且“得人”,从而自然实现天下大治,“不见其有为之迹”。“无为而治”并非对有为之德治和礼治的否定,而是以之为基础的升华。德治、礼治与无为而治的统一构成了《论语》为政之道的完整形态,并呈现出情理交融、德智兼备的特点,亦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意识。
[摘要]孟子所谓“以意逆志"既是经典诠释之法,也是知人之法和修身之法。其确切涵义是指,以表现于作品中的客观意指和主观意向为表征和线索,深刻体认作者的根本精神并感发读者本人的自我理解与生存自觉。所谓"逆志”既不是对象化的心理分析,也不是基于“人情不远”的意图揣测,而是在知人与自知之间相互循环,首先是对作者精神的探本索源和见微知著,最终是基于精神感通的双向体认乃至对心性本体的“逆觉”。就我国经典诠释传统而言,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奠定了有关诠释目的和诠释方法的基本观念。
[摘要]以2011—2020年中国284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降低资本错配的视角,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绿色化发展,这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化发展因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创新制度环境和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检验发现,降低资本错配是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数字经济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影响邻近地区的绿色化发展。
[摘要]通过合并 2009—2016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供应链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考察了国内生产关联下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对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水平显著提升其出口绩效,这一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存货周转效率和供应商质量来实现。因为2013年“钱荒"事件的冲击,企业面临正规融资收紧引致的流动性枯竭困境,不得不转向依赖商业信用融资以维持和促进出口绩效增长。商业信用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国内生产网络相关特征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具备共享关系、新供应关系搜寻效率越高及供应关系维系能力强的企业更能通过商业信用融资获得出口绩效提升。
[摘要]以2013—202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19个行业门类的青年人、老年人的就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青年就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老年就业参与率对青年就业参与率存在挤出效应,且这种挤出效应对20—24岁青年人的影响最为显著。男性老年就业参与率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男性青年就业参与率,女性老年就业参与率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女性青年就业参与率。老年就业参与率提升会挤占青年就业机会进而降低青年就业参与率,同时也会提高行业平均薪资进而降低青年就业参与率。对此,我国应鼓励青年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强化青年就业保障,完善失业救济体系;增加关键领域和新兴行业的就业岗位。
[摘要]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素养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制分析表明,主观信任增进、信息渠道拓宽与社会网络强化从主、客观两个维度缓解了非农就业转移约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的非农就业效应在女性农村劳动力群体、自我雇佣就业形式和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中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素养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概率,还能提升其非农就业质量。
[摘要]基于2012—2023年中国各省份及海南18市县的面板数据,借助 SDID评价海南自贸港产业升级的阶段性成效,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与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海南产业升级的时空异质性,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结果显示:自贸港建设对海南产业升级产生正向影响,且政策效应呈扩大趋势。海南产业升级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地”、中部“洼地"的分布特征,总体离散程度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与对外开放度为驱动海南产业升级分化的关键因素,时空异质性的主要来源为因素边际效应与海南各市县对要素的吸收与应用效率差异。基于此,要聚焦重点领域,推进制度集成创新;依托区位优势,形成差异化分工;完善联动机制,强化区间协同合作。
[摘要]上古诗文中有很多对偶结构,其中两句对应字双声的现象为句间双声。该现象在《老子》传世诸本和简帛本中有一致性,但也有不少差异;相对来说,简帛本中句间双声更多。构成双声的字位置上以句末或句首为主,而且往往有相同邻字;它们在语义上多数是同义、反义和类义的关系。句间双声现象多数出现在押韵环境中。由于其出现环境的规律性以及出现的密集性,原则上可以把句间双声看作一种语音技巧。在解读《老子》时要注意语音技巧这一因素。
[摘要]先唐时期的总集序文,可以分为以《文选序》《玉台新咏序》《弘明集序》为代表的选本总集序文,和以《金谷诗序》《兰亭集序》为代表的活动总集序文;就书写模式而言,由写作前提、选录标准、总集信息三大构件组成。在写作前提中,选本总集序文通过梳理纵向发展史,引入总集编选的现场;活动总集序文则以记叙事件为主,更加强调活动现场。选录标准主要体现在选本总集序文之中,通过对具体文章的拒绝与接受,展现编选者的权力与文学观念。选本总集序文中的总集信息揭示出书名、卷帙、编排原则等书籍信息,呈现对总集编纂的附合;活动总集序文的总集信息则相对模糊,并可被置换为议论与抒情等文学文本,实现对书籍的“游离”与“超越”。三大构件对应于总集编纂的起因、过程、结果,共同完成物质与理论形态上的总集建构。
[摘要]语言既有工具性的层面又有本体性的层面,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汉民族在轴心时代确立的文化模式中形成了对“纯粹关系”范畴的把握,在思维方式中倾向于认为第一性的是“关系”,而非“实体”。这种思维方式与汉语重意合的语法特点共同反映了汉语形而上层面的特质。从静态层面看,汉语句子结构的特点与“道分阴阳"的特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动态层面看,汉语句子生成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理先气后”的思想相契合。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道”的特质体现在汉语的组词成句之中。
[摘要]清代乾嘉两朝“杀奸之情”的朝堂立场一度专注于对适用主体与情节等法定要件的廓清和既定律例概念的简化等。“登时杀奸除罪化"的适用主体由本夫、拒奸本妇及于本妇之子的同时,无直接情事关联的杀奸主体范畴则被逐步限缩。在大量附会“登时杀奸”的案件中,官方认为“以杀奸为名行逼杀之实”“虽目睹行奸但事后杀奸”两项情由最具代表性。在本夫无力杀奸时,官府不仅可“代为杀奸”,而且通过对“起意”等律例概念进行简化,从重调整亲母、嫡母、继母因奸杀子行为的法定刑度。此番规范司法的朝堂取向,有“无征不信”的乾嘉学风在司法裁断上的投射,也有对汉儒之学的呼应,同时也契合清代“登峰造极”的君权“重夫纲以明尊君之义”的用意。
[摘要]以2000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191份数字文化产业治理政策文本为样本,从政策演进的视角,探寻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治理的政策牵引历程及走向。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治理历经政策初探期、政策推进期、政策纵深期三个特征鲜明的演进阶段,逐步实现了“放管服”的现代化转型。数智时代,我国应立足数字文化产业治理的政策牵引特征与规律,进一步明确政策方向、厘定政策内容、创新政策举措,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为何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政策牵引逻辑,全面推进数字文化产业治理现代化。
[摘要]“道德高尚”作为法官职业伦理的核心范畴,集中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对法官品格修养、职业操守与公共责任的价值期待。尽管当前人民法院尚未建立以“道德高尚”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规范体系,但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已为人民法院法官之道德权威塑造奠定了历史性社会基础。从本体论维度看,法官“道德高尚”内化为法官个体的德性修养,外显为制度化的伦理要求;从认识论维度看,法官“道德高尚”作为规范性评价标准,为法官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供价值判断依据;从方法论维度看,法官“道德高尚”是公认的法官职业伦理核心原则,需通过完善《法官法》建立法官“道德高尚"法律原则,并遵循该原则的指导,逐步建立能够反映法官“道德高尚”职业伦理的规则体系。
[摘要]《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到期后,欧美借“市场扭曲”"特殊市场状况"等国内法变种,持续滥用替代国制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损害中国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研究立足大数据时代背景,探索破解该困境的技术路径与策略体系,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分析欧美做法的违法性,依托实证数据与案例剖析大数据在反倾销预警、证据抗辩等环节的应用价值与路径。结果表明,欧美滥用替代国制度既违反相关国际规则,又借高成本替代国选择、高肯定性裁决率遏制中国产业升级;而建立国家级反倾销大数据中心等措施可有效提升中国的应对效率与国际博弈话语权,为中国维护贸易权益、推动全球反倾销规则公平化提供数据驱动的实践与理论参考。
[摘要]基于问卷调查( .N=703; 考察“Z世代”针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并重点探究家庭因素、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会显著降低“Z世代”的代际沟通回避,而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会显著提升其代际沟通回避;在认知层面,“Z世代”越是感知到沟通有效性低或沟通边界感弱,就越有可能产生代际沟通回避;在情绪层面,代际沟通焦虑会引发沟通回避行为,而代际沟通焦虑本身亦受到家庭和认知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要改善“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需要父母和青年的共同努力,以建构平等对话的家庭沟通环境、减轻年轻一代的代际沟通焦虑、鼓励适度有效的在线代际沟通。
[摘要]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信件文章、各级指示中,对国际传播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观点和论述构成了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毛泽东对国际传播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回答了国际传播为什么、国际传播谁来做、国际传播怎么做等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国际传播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之集大成,他重视党对国际传播的总体控制,善用国际舆论影响国内革命,坚定舆论斗争的自信信念,这些原则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传播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武库,影响深远。
[摘要]以38个典型文化类节目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fsQCA)的方法,提出文化类节目的“内容”与“传播”双重比较分析模型,从“内容”与“传播”双重维度探究文化类节目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组合路径。研究发现:文化类节目传播效能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因并发”的复杂性,相较于传播要素,内容创新是节目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基于六条微观组合路径提炼出三种影响因素组合类型,分别为开放创新主导下的明星效应驱动型、多重内容创新模式主导驱动型、内容创新一传播要素并驾驱动型。
[摘要]传统清议依托儒家“道统”构建政治参与范式,但其具有制度依附性与道德化言说特质,导致出现监督权力虚置、政论浅表化等困境。梁启超通过嫁接卢梭社会契约理论与密尔自由思想,在法理层面以“委托一代理”关系重构监督权宪政根基,确立报刊作为国民代表者的独立地位。在制度层面构建立法、司法与舆论监督的三维制衡体系,推动政治言说从道德规劝转向制度批判。在实践层面创建“五本八德”专业化言论生产机制,将知识精英使命升华为启蒙大众的公共责任。这种以“健全舆论”为核心的范式革命,既突破了传统清议“廊庙奏对”的封闭性,又为现代民主政治培育了公共话语空间。梁启超的思想遗产亦为当下数字时代公共话语伦理的重塑提供了历史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