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常以书信形式与各界人士交流,其中关于“三农”工作的回信文风质朴、感情真挚、内容务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人民领袖“三农"情怀的有机统一。这些回信彰显了习近平长期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深厚情感,蕴含了习近平关于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深邃思考,承载了习近平对于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须富的坚定信念,构成了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新时代顺利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入了强劲动能,也为全球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破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
[摘要]文化强国建设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精神独立自主是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支撑,必须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坚持“第二个结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扎根中华文化“根脉”,把握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抵御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不断巩固文化强国的精神特质和内在基石。
[摘要]刘桓整理的《新见汉牍<苍颉篇><史篇>校释》披露了三种新见汉代出土简牍《苍颉篇》和《史篇一》《史篇二》。《史篇二》的性质与字书并不相同,应当从秦汉蒙书的一般命名方法,取首二字命名为《兴章篇》。《兴章篇》的篇章结构较为特殊,五十二章的前半部分是以丧服的五服服叙斩衰、齐衰、大功、小功、麻等亲属关系编排起来的,其主要述礼内容来源于汉代的经典礼书。《兴章篇》是一篇通篇述礼、述政的文献,与《弟子职》的性质接近,属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范畴。《兴章篇》是目前两汉时代除了马王堆《丧服图》、武威汉简《仪礼》以外,最重要的出土礼类文献之一。
[摘要」传统士人在变动时代的生存状态,一直是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作为礼学大家,张锡恭以礼立身、经世,是品学皆善而能躬行践履的士人代表。他早年受家学熏陶而具理学根柢,负笈南菁后,由理学而深通礼学。随着时局日趋动荡,他开始利用礼学资源回应现实危机,包括执教两湖书院、进入礼学馆修礼、隐居著书等,且能因时而易,积极调整问题意识与治礼重心,致其礼学思想呈现阶段性特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恪奉郑玄礼学,坚信礼所承载的恒常之道,始终视伦理纲常为万世准程。礼,在变与不变的交织中成为张锡恭用以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津梁。观其行迹,既可管窥一代学人的坎坷心路与坚韧求索,也为审视礼学的近代转型提供了生动个案。
[摘要]在百余年来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周易》古经历经了由缺席到出场的过程。这一前后差异,出于撰写者对《周易》古经性质的不同认识,亦出于哲学流行趣味的变化,反思百余年来的相关讨论,应充分确认《周易》古经的哲学性,尤其应确认易卦符号系统的整体意义及卦爻辞所彰显的价值取向,这些内容早已超越了卜筮,而深具人文性、思想性、哲学性。《周易》古经与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紧密相关,是周文化的重要典籍代表;同时,《周易》古经对儒、道等诸子哲学影响深刻,与《易传》哲学有连续性,是前诸子时代的主要哲学典籍,就现存早期典籍而言,应该确认《周易》古经之于中国哲学的大本大源地位,乃至确认《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撰写中的开篇地位。
[摘要]基于政企合作视角,考察智能化政府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双刃剑效应,通过构建纳入人工智能与政府决策的量化空间模型,并使用地方政府与人工智能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智能化政府建设会通过财政挤出效应、创新驱动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对公共服务效率产生正反两方面影响,最终平均效应为正。异质性分析发现,智能化政府建设主要推动了长三角地区以及大规模、低政府干预、低财政压力城市的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
[摘要]以首批公募REITs上市交易时点构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采用城投债发行信用利差作为代理变量,刻画公募REITs试点政策实施的债券市场反应,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基建行业城投债发行主体在一级市场的融资成本。机制研究表明,城投平台通过将资产剥离上市,降低对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依赖,提升运营效率,进而降低一级市场发行信用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试点的政策效应主要惠及经济发达地区、省级及以上级别、AA + 级及以上评级的城投债发行主体;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行政级别和评级较低的城投债发行主体中,试点政策带来的资金竞争机制更显著,会增加平台的融资成本,倒逼这类平台加快市场化转型。
[摘要]基于中国 2009—2022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多维度探究数字技术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开放数据要素、改善生产要素结构、升级知识和技能要素三个途径间接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心城市、非自然资源型城市和数字层级高的城市而言,数字技术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影响效果更好。进一步分析发现,专利保护对数字技术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精细化、智能化与数字化形成环境治理的新范式当下,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模式创新融合的关注度越高,当地数字技术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影响效应越强。
[摘要]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自贸区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自贸区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且增强效应持续显现;优化产业结构、增强集聚效应和激发技术创新是自贸区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有效路径。自贸区对内陆、非资源型、行政等级高以及营商环境好的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自贸区不仅显著提升了片区所在城市经济韧性,还对周边城市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厘清了自贸区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逻辑,验证了自贸区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赋能效应,为全力推进以制度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借鉴。
[摘要]在“五四"前后的历史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服饰变革与诗体革命同向而行,相互影响。白话新诗人不仅是诗体解放的实践者,也是西式服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新诗中赋予西服以“物一词一人”三重面向的丰富隐喻。一方面,服饰变革与诗体解放体现了诗人对传统“言词秩序”和“身体秩序”的反叛。另一方面,诗人又不得不面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双重文化夹缝的尴尬处境。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打倒西服”运动与“反欧化诗”潮流的兴起,诗人意识到捍卫民族文化身份和重建主体的必要性。“五四"前后服饰变革与诗体解放这一双线同构的历史图景表明,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不断生成和重构的流变状态之中。
[摘要」花园想象是从空间视角阐释弗莱思想的重要方法体系,也是弗莱与公共对话和自我表达的重要体现。具有空间性质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以文学史的离心、原型群的向心、感知经验的置换与传播,彰显弗莱理论空间的内在生成和外在对话。其中,加拿大“戍边心理”的地方生态与理论思维的共生形式构成了“第三自然”的精神基础,是弗莱辩证思想的理论土壤。此外,弗莱的教育实践体现了其批评理念与公共角色的深度契合。“培养想象”与“弗莱教授”等教育活动在沉静中孕育思想回旋,强调生产性的业余与闲暇。弗莱理论土壤与内在动力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其思想与公共实践的互动,对建构理论家与理论思想共同在场的“花园建筑术”,重新激活文学批评的想象力和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康德哲学的形成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其他思想家交流碰撞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的。在这些思想家中,斯威登堡无疑是值得书写的一位。1766年之前,斯威登堡的社会声望无远弗届,加之康德在道德转向时的困境,这一时期的内外环境促成康德必然走近斯威登堡。随后,康德日益认识到斯威登堡本质上就是一个狂热的“灵神论者”。斯威登堡虽与传统独断的形而上学存在区别,但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妄想”之中。1770年以降,在历经了理性主义伦理学、道德情感论等之后,康德逐渐意识到斯威登堡“灵神世界”这一概念与其“目的王国"的相契之处。康德之于斯威登堡经历了一个由起初的趋近,到拒斥,再到改造后的接纳的复杂过程。
[摘要]基于亨利希的批判性讨论,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中发展出反思的解读和前反思的解读两种方案。前者主张康德的自我意识源于意识转向自身这一行动,后者则强调统觉概念的非关系性、非认定性等特征。这两种解读同时又代表了针对康德自我意识理论的两类更加一般的解释路径,分别是知识论的解释和形而上学的解释。然而在这些解释之外还存在的一种理解是,康德的自我既非一种先于一切意识或者思维的形而上学预设,也非一个可以被反思或者概念化的知识对象,而是由那些具有统一关系的表象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逻辑主体,用于解释经验知识的规范性来源。所以在康德看来,自我意识伴随于我们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表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暗含的或者非关系性的,更不意味着它是对自身进行表象的结果。
[摘要]人工智能活动的跨国性决定了人工智能的治理应是全球性治理。由于当下人工智能国际法暂时以缺乏约束力的“软法”为主,以及因人工智能技术国际不平等造成部分国家国内立法空白,发展我国人工智能法的域外效力是实现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最适宜做法。国际法并未禁止国家发展其法律的域外效力,但域外效力的制度设计及其实现需满足“真正联系要求”。我国具备了实现人工智能法域外效力的国家能力与国家意愿,人工智能法域外效力的制度设计应采取人工智能监管法和人工智能民事责任法二分模式。前者设计适用属地管辖原则、效果管辖原则、保护性管辖原则三个层次的单边主义域外效力规则,而后者无需专门的域外效力规则,由法律适用选法规则调整即可。
[摘要]目前三大诉讼法对诉判关系的态度均以诉判一致为原则,但诉判一致的程度却有不同。行政诉判关系既不像民事诉讼那样保持高度的诉判一致,判决尽可能回应诉讼请求,也不同于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发挥较大裁量权,判决未必需要完全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与量刑。行政诉讼对诉判一致原则的运用程度介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间。行政公益诉讼相较于普通行政诉讼具有自身特殊性,诉判一致原则在行政公益诉讼中会有所“削弱”。行政公益诉讼诉判关系在实践运行中呈现出的样态为诉判一致、特别的诉判一致、诉判不一致和诉判不完全一致。诉判一致未必意味着合理,人民法院要敢于纠正检察机关提出的不适当诉讼请求,应降低特别的诉判一致之出现频率,正视诉判不一致情形的存在,诉判不一致时应保障判决方式的正确性,诉判不完全一致时要把控好判决内容的尺度。
[摘要]目前的网络金融犯罪治理方式,难以保障网络金融规范有序发展,需要引入系统论思维对其进行优化。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弥补目前治理方式因协同性不足而削弱犯罪治理功效的客观需要。按照系统论的要求建构网络金融犯罪治理体系,可以凸显网络金融犯罪治理体系建构的整体性、结构的层次性、边界的开放性和演化的动态性。这些特质共同揭示了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目标、主体、要素、子系统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与运行规律。优化网络金融犯罪治理,必须以这些规律为基础,并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等维度协同推进,以实现网络金融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要]晚清至民国时期,外国在华通讯社不仅有国别属性,更有跨国属性;不仅有舆论功能,更兼具情报作用。中美通讯社自1918年创办至1928年解散这十年间经过四个发展阶段,表面是主事者从美国人变为中国人,实则在中国和美国、官办与私营之间摇摆,深层蕴含着在中美之间各方势力相互渗透竞合的复杂跨国性。它既为美国政府服务,又有国民党势力渗透,还为北洋政府提供国际情报,不只是列强对中国精英的主动布局,更是中国复杂政治集团借助外国通讯社进行有目的宣传以搅动政局、获取国际信息以调整内外政策的主动使然。中美通讯社在中美跨国之间、在情报与舆论之间,产生了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和身份认同,其在京沪的“双城”活动以及联通中外的信息流动,对五四运动前后的国内政局和北洋外交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要]从时空视角重新解读福柯的规训权力观,其包含由空间、时间分别主导的权力“生产端”与“运作端”。数字时代之前,资本主义一直以前者为重,优先开展空间殖民计划;直至移动技术问世,地方空间被改造成近乎完美的流动空间形态,时间的开发价值才因权力生产的稳固而被重视。数字资本瞄向于此,希冀通过时间策略的改良来提升流动空间内的驯化技术。因此,配置于移动技术的监视装置都致力于操控时间,意图打造效率型的监视客体,如通过数据实践将“未来"纳入监视时态范畴,通过符码化的数字身体及劳动过程的局部监视来推动工作的进度,等等。鉴于液态社会下时间价值的凸显,当下有关规训理论或劳动监视的研究应当跨越空间或技术要素的藩篱,实现时间的维度转向。
[摘要]聚焦未成年人自我网络欺凌现象,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15名具有典型特征的未成年自我网络欺凌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探究未成年人自我网络欺凌的生成机制、演化模式及干预策略。研究发现,未成年自我网络欺凌者在环境、群体、人际及个体四维框架交互作用下,形成了自我贬低的身份类型,这种内化的贬抑性身份认同成为诱发自我网络欺凌的内因。进一步分析显示,未成年人自我网络欺凌现象呈现出显著的社群化扩散特征:通过视觉修辞建构自残美学,借助互动叙事形成价值趋同,并在意见领袖影响下强化集群行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理论,提出包含家校一同伴支持网络、平台责任治理和AI辅助干预的三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