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涉及国家治理、权力分配、社会关系协调和公共政策制定等领域,其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利和处理国际关系。中西方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基于不同文化积淀的政治国家,在历史继承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片段式的历史和中国自古延续至今的文明,两种政治传统对民族共同体的影响完全不同,中国实现了经由文化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西方则演变为缺乏文化内涵的民族国家。从中西方政治发展比较的视角对政治共同体进行研究,由此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地域与文化基础之上,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特色,开创了以政治凝聚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先河,这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摘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首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我国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一体推进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手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畅通制约市场循环的堵点卡点;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均需要通过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来实现。其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了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了技术革命性突破,推进了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最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破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资源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要素市场规则与市场经济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现实路径。
摘要:话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载体,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国家利益表达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分配。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既契合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本质要求,又为国家文化安全与国际话语权竞争提供核心支撑,要求我们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断强化国际认同。构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体系既要基于系统思维,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动形成国际传播大格局;也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采取主动的传播策略,创新话语传播方式,不断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话语的认知,进而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摘要:劳动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劳动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马克思首次从哲学存在论维度的“一般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雇佣劳动”和共产主义超越性维度的“自由劳动”三个方面,剖析了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劳动内涵,揭示出劳动蕴含的解放意蕴。在智能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人类劳动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整个社会步入“智能劳动”时代,为人的劳动解放作了技术准备:智能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人的劳动解放奠定现实基础;人工智能扬弃人类分工基础上的异化劳动,丰富了人类劳动的选择性;人工智能为人类开展创造性劳动提供技术辅助;人工智能推动人脑“观念建构”智能化。
摘要:马克思斗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实践转向以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超越后创立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斗争哲学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及革命实践的全过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以阶级斗争为实践主线,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既包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解构,又涵盖社会主义革命的构建性方案。在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当代语境下,马克思斗争哲学为分析资本逻辑的新形态、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摘要:耐心资本不仅是金融工具,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渐进性变革的新载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选择性地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力实现革命性突破的关键领域,是耐心资本出场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资本历史进步作用的自觉运用。耐心资本以建设“服务于生产力跃升”的积累体制为目标,内含推动资本向新、向稳、向质、向民的价值意蕴。壮大耐心资本是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通过理论逻辑的扬弃、历史逻辑的延续、现实逻辑的破局,探索出的一条突破传统资本悖论的新发展路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壮大耐心资本,需要以理论研究、制度改革、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应用为逻辑架构,培育其自我扬弃的条件,使其成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生性要素。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着力解决新时代作风突出问题的现实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点和“先手棋”,从坐标定位、战略目标、价值立场、推进策略、系统观念、常态长效等维度,深刻回答了什么是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什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怎么样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一系列问题,在管党治党实践中逐步形成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论述,推动党在作风建设的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论述,要坚持以政治引领立信、以教育引导强基、以制度刚性固本、以监督执纪亮剑、以精准治理破局,强化层层压实的传导效应、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织好纪律约束的严密体系、形成有效震慢的高压态势、瞄准群众关切的顽疾问题,确保党的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国家建设之间表现出深刻的互动逻辑。政党中心主义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生独特性及其实践演进的核心范式。在近代中国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担负起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开创了政党主导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新型现代国家政权体系、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路径、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须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相结合,推动形成治党兴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新局面。
摘要:视听微叙事是一种以视听感官体验为核心,实现叙事文本及意义“微叙事”的创造性表达方式。红色文化视听微叙事从微观视角以短小精悍的故事或意义“视听”形态表达阐释、呈现和传承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视听微叙事逻辑机理从主体域、技术源、叙事场梳理红色文化视听微叙事的核心要素:强化“人一物一事”交互的主体结构,重塑符码、语法和语意的叙事范式,打造多元互动叙说的现代叙事生态,再结合其沉浸感认知效能的产消一体化、具身化意义的认知效能构建、数字人文赋能的融合叙事效能构建,实现沉浸式体验,形成叙事效能的叠加效应。其实践进路可从主体、内容、方式三个维度推进:以理性精神强化红色文化主体地位、以议题设置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方式、以视听知识图式优化红色文化积极情感体验的正向构建。
摘要:交流互鉴是世界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趋势,正确理解积极的他者意识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积极的他者意识意味着对于不同文明交往互动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充分肯定,意味着对人类历史长河中生成的各种文明形态的积极接纳和对文明发展趋势的科学引领。当今世界,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霸权无视他者文明的存在价值,通过“文明中心论”构建“中心—边缘—外围”的话语模式,导致其他文明的言说方式面临“普世价值”的话语陷阱。切实增强积极的他者意识需要塑造一种更具开放包容性的世界观,并将多元差异的不同文明形态融入其中,同时要培育全球文明治理的协同行动力,充分激活实现文明整体发展的多元要素,凝聚文明互促共进的价值观,从而不断引领构建美好世界的人类共同实践。
摘要:“行走的思政课”作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下场域拓展的创新实践,既契合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内在要求,又缓解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有效路径。深入探讨“行走的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实践路径及优化策略,对突破当前思政课亲和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现实困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实践路径上,应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形态的协同运用与深度融合,以历史性成就为内核构建行走场景叙事,激发情感共鸣,聚焦知行合一的实践成果转化与行为养成。为系统优化“行走的思政课”效能,亟须利用数智技术搭建成果展示平台、创新教学资源库,统筹规划并深挖特色思政教育资源,构建教学评价与长效发展机制,推动“行走的思政课”由形式创新向实效提升转变。
摘要: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重要议题。“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分别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性实践与价值性目标,二者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高度联结,在目标协同性、主体同构性与机制互补性等维度高度耦合,呈现出相辅相成、协同互构的实践逻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通过赋权基层主体、重塑规则权威、整合文化资源,分层次推动构建“行动—规则—价值”相嵌套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凝聚“三治”合力、要素创新强化“三治”载体、技术赋能拓展“三治”外延,促进、推动“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