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一种职业危机感,认为自己的工作迟早会被AI 取代。有同事悲叹,教师这个行业迟早会消亡,文科的衰败不可避免,人们只要学好如何运用AI 就已经足够。AI 技术俨然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知识,似乎已是万知之知。然而,果真如此吗? AI 时代的文科通识教育该往何处去,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一、关于知识的知识 我想起了柏拉图的《卡尔弥德篇》,书中苏格拉底和几位年轻人在讨
可以确信的孔子唯一一次亲口谈论“儒”这个概念,出现在《论语·雍也第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我视之曰“十字之戒”。戒,即戒令,语出《周礼·天官·宰夫》:“掌其戒令。”按邢氏理解,这十个字系孔子“戒子夏为君子也”。邢昺之说是准确的,但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迄今没有着落。 子夏,姓卜名商,晋国温人,少孔子四十四岁,以文学闻名。其能位列十哲,非仅曾得孔子口头赏拔,亦因功业卓著。
在对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和现代秩序的看法上,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无疑是同道。鲍曼曾说,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诸多艰巨的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是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可以说,只要开始将世界的状态分为秩序与混乱(而不是秩序和另一种秩序),就有了现代性;只要抉择唯有在秩序和混乱之间做出,就有了现代性;只要现实存在(秩序)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
单一郡县制是秦崩的制度性原因 秦帝国速亡,也就是秦崩的历史教训,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两千年来,无论古今中外,有无数的历史学家、政论家、文人学士,曾经加入其中,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言论著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各有不同的视野角度,各有不同的见解认识。最常见的意见是:秦朝的制度严苛,施政暴虐,统一天下后,对外南北用兵,国内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物力,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加上继承人选用不当,胡亥昏聩残暴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是同龄人,一九〇六年阿伦特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三年后伯林出生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初看起来,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点:同为犹太难民和二十世纪政治灾难的见证人,都关注自由、政治与人性,都研究并谴责极权主义,都认真反思极权制度下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但令人意外的是,两个人非但不是思想上的盟友,反而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与冲突:伯林多次在私人信件和公开访谈中指责阿伦特极度傲慢和
但凡看过晚年奥登照片的人,很难不对那张脸留下深刻印象。他六十多岁便已经老态龙钟,朋友们开始争相描述他脸上不同寻常的褶皱和纵横交错的纹路——伊舍伍德:“简直就是大英博物馆里的老物件。”汉娜·阿伦特:“生命本身细致地勾绘了一种面部景观,借以展现‘内心无形的愠怒’。”斯蒂芬·斯彭德:“这是一张被经历和思想冲击过的脸……一张装备盔甲却从容淡定的脸。”奥登自己的描述最为生动:“我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雨水打
十九世纪的欧洲将中国看作一个“僵化、停滞、压迫和野蛮”的帝国,这一认知在黑格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被固化,影响延续至今。事实上,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富庶、文明、有教养和治理良好的国度”。一七八五年,沃伦·黑斯廷斯(War ren Has t ings)辞去担任了十二年之久的孟加拉总督一职,因为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英国散商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允许一个总督掌权太久会有潜在危险,建议学习
鸦片战争以来,东亚历史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线索,正是清王朝“藩属体系”向近现代主权国际关系的转变。这一过程既是东西方围绕新旧国际秩序转换,进行的经济、政治、军事博弈,也是西方在知识生产和话语权力方面,试图对东方进行宰制和重构的过程。在这场以“欧洲中心主义”为鲜明特色的知识生产中,新的词语、概念、范畴和术语大量输入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各地区,引发了急剧的秩序变动。作为西方“suzerainty”概念的对
二十世纪是霍布斯鲍姆笔下的“极端年代”, 见证了欧亚大陆旧帝国的衰落和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与扩张。民族国家、政党组织、意识形态之争、族群身份的凸显所涌现出来的力量不断再造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而移民、城市化、资本垄断、经济危机以及消费主义下的孤独个体又不断瓦解传统的自然社区。社会组织领域的剧烈变动将社会学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使其从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蒙昧关系中脱身而出,将社会关系的变化与重组视为核心命题
一九二五年,时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布了一个征集性史的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其中用极富激情的语言写道: 阴惨惨的天气,虎虎虎的北风刮得人心冷胆寒!校课不用上,闲来愈觉得无聊赖。……劝君莫悲哀,请君采用下头的消遣法,即把笔提起来详细细写您个人的“性史”,做起来一个有系统的记述,包管您打破这个郁闷年关。 张竞生在征文中详细列举了需要征集的问题,随后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福柯学说风靡一时,医学界也出现了各种质疑医疗交往中权力结构的声音,深入针砭医患、医护不平权的现象。在临床诊疗中,病人要求拥有更多的主动权、选择权、知情同意权,护士要求有更多的主体性、能动性、创新空间。要回应这类挑战,需要医学人文的价值回归、动能提升。此时,人们不经意地关注到,在美国得克萨斯海滨小城加尔维斯顿,得州大学医学部的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医学现代性批判的契机,他们于
一 一九九七年夏天,法国一家私立生物基因科技公司根塞特(Genset)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公立医院罗梅罗(Romero)达成合作协议:根塞特出资十万美元赞助设施陈旧的罗梅罗,罗梅罗的精神病理学科则为根塞特提供两百份“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血液样本作为回报。根塞特希望能从这些血液样本中发现“双相情感障碍”的易患基因,并在此基础上与制药企业合作研发新的治疗技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全
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茫茫波涛,并不总是晴空万里,海雾朦胧常使海舶迷失方向。千年前,“海胡”逐波泛海,牵星过洋,来到中国。从红海到中国南海绝不容易,偏航无返屡见不鲜,仅中国沿海就有几千条沉船。而随船而来,被称作“波斯舶”“大食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来到中国,从事什么样的贸易?北京大学教授王小甫所著《古代阿曼与中国关系史》(收录于《阿曼与中国关系史研究三种》)便是一部带领我们冲破海雾的导航之作。
二〇〇〇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一书,从资源利用、生态制约等视角对东西方比较这一老题目进行了新解读,并带来预期之外的新认知。他引用一位印度史学家的评论称:“这本书中最令人震惊的内容正是,欧亚大陆的两端彼此相像的程度看起来远远超过像它们之间的任何地方。”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亚欧大陆的经济版图重新呈现出类似十八世纪的格局。这也提示我们,应该在长程的历史视野中理解中国和欧洲的共通性。 昔年中国和欧洲的一
一九〇四年,吴趼人为《新笑林广记》作序:“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以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闻名于世的吴趼人,被视为二十世纪初期最前卫与多产的文人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在忧患频仍的清末民初,他既挥泪创作抒发悲愤之情的《痛史》,也兴致勃勃地撰写引人发噱的《新笑史》。在他看来,面对当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并非只有声泪俱下的“壮词”才能感时忧国;相反,“笑话可以
漫画
居鲁士圆柱和亚述画像石 李零 文 范艺宝 图 芝加哥大学有个东方研究所,所谓“东方”,主要是“近东”,西亚北非。近来,东方学的概念臭了,不再符合当下的西方“政治正确性”,于是而有二〇二三年的改名,新名是“西亚北非古代文化研究所”。 西亚有三大帝国,亚述、巴比伦、波斯,一个比一个大。这是他们的“三代”。中国有夏、商、周,两者可有一比。 居鲁士圆柱是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亚述画像石也以不列颠博物
新春佳节之际,中国人工智能“深度探索”(DeepSeek) 突然爆火,人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进行各种尝试,各种人工智能写出的锐评在“朋友圈”刷屏,人工智能在十几秒内创作出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学作品(现代诗、古典诗词都不在话下),以至于那几天服务器拥堵,一时蔚为奇观。 未能免俗,我也试过,请DeepSeek 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一篇小小说,结果颇为惊艳,它不仅编了一个大漠守护者的精彩故事,还
文学、历史、哲学有无界限,无疑是困扰学者的一个课题,也是学者不愿意深究的话题,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的学者常常关注同一原始的文本、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思潮。《圣经》起着宗教与历史的双重作用,基督教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逐步与其历史意义合而为一。黑格尔《美学》洋洋四大本,本身就是其哲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更是文艺理论的名著,也是对西方美学的历史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的
陈寅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之后,先后任教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未再回到清华园。有关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去留问题,余英时、周佳荣、胡文辉、张求会、刘广定、郭长城、崔岩等学者多有研究,主要关注陈寅恪夫妇是否打算赴港或赴台(“避地海外”)、北京方面多人的邀请与劝说过程等。就陈寅恪当年曾有准备赴港的动机与行动,目前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笔者近日得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部(Spec
在一九〇〇年前后,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世界都经历了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运动,这一历史主题贯穿于《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英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中文版)和《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三年英文版,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二四年中文版)这两本书中。它们对于清末民初国内与海外华人的历史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反映了新式社团或政党组织所
一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生气勃勃,元气淋漓的八十年代,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十年”(《一百年,一座学校和八代人》,载《中华读书报》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虽然文中罗列了不少人与事,但终究是隔了三十年之后的追述,对于未曾亲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读来仍会觉得有些隔阂。现在好了,有了这本刘岳兵的《三集斋小集·南开日记抄》,就会觉得具体、生动和真实多了,也可以证实我所言不虚
老来谈钱,一是因为愈发意识到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二是觉得来钱的途径越来越单一,就那一点退休金,基本不再能也不再想获得其他的收入渠道,就这样等着月月养老金的到户;而且知道了总有一天会疾病缠身,必须自己决定享用什么品质的医疗条件,当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钱有关时,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感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得不思考围绕着钱的道德问题,比如贪婪、吝啬、计较, 如何分配、使用这些钱
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一卷讲述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兴起和称霸过程,其中插叙了王朝建立者居鲁士大帝的传奇人生。 米底国王听信释梦者的预言,欲杀死自己的外孙(未来的居鲁士),侍从长下不去手,把任务转手交给一个牧人, 牧人用死婴调包交差,把这个婴儿抚养长大。这里仿佛看到了俄狄浦斯王和赵氏孤儿的出身故事。小居鲁士长到十岁的时候,米底国王知道了真相,他放过了这个孩子, 把他送回亲生父母身边,却没有放过侍
晋武帝晚年精心设计的政局,在其身后不足一年便已分崩离析。永平元年(二九一)三月,贾南风发动政变,诛杀辅政大臣杨骏。关于政变前的后宫人事,仇鹿鸣分析道:“我们很惊讶地注意到赵粲在这次政变中背弃了杨太后,站在了贾皇后一边,这或许是贾、杨两族在宫中争夺成败的关节点之一。”(《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281 页) 晋武帝有两位杨后,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任皇后杨艳受册于泰
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序言中说:“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正如凯列班在镜中见到自己模样时的愤怒;而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厌恶,如同凯列班在镜中见不到自己模样时的愤怒。”文学该怎么办呢?岂不只能像庄子说的那样,“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了吗?凯列班是莎剧《暴风雨》中一个品格底下、样貌丑陋却有着很大的欲望和野心的人形怪物。 王尔德还说:“艺术真正映照的是观者自己,而非人生。”想起鲁迅所
《金薯传习录》系古代番薯知识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全面介绍番薯形态、生态、引种、推广、栽培、利用的史料汇编。 作者陈世元,字捷先,号觉斋,祖籍福建长乐,入清之后迁居闽县(今福州市)。《清实录》乾隆五十年十月壬午日记载其亲至河南推广番薯种植,“因感受风寒,抵省后,旋即病故”,可知陈世元卒于一七八五年。此时陈世元已经“年逾八十”,则陈世元应出生于一七〇六年前后。 《金薯传习录》的影印本由农业出版社在